【聚焦】国家文物改革释放了什么信号?

8日,新华社全文发布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》。

记者注意到,这个文件中出现了三处新提法:“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”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”“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,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,可用于公共服务、藏品征集、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”。

这些提法都未见诸之前政策文件中,它们的出现释放出什么样的改革信号?9日,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
文件提出要“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”,首次将“资源”与“资产”并提。记者问:“这是要将文物进行资产化管理么?”顾玉才介绍,文物既具有资源属性又有资产属性,古遗址、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属性强一些,馆藏文物等可移动文物的资产属性强一些。但他强调,即便是后者,也不适用常规的资产化管理方式。他举例说,资产化管理有个原则——增值保值,但文物就无法如此。比如,国际市场上红山玉器的拍卖价飚升,那馆藏的红山玉器就“坐地增值”了;若是拍卖价降下来,同样的玉器就贬值了。因而,即便是资产,文物也是实物资产,不能拿去计价。他还强调,文物资产用于经营的,是服务、文创等洐生品,而绝非文物本体。显然,文物管理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资产化的方式。

文件中提出要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”,首次将“运营管理”与“国有不可移动文物”相连。记者问:“这意味着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可以交给私人经营了么?”顾玉才解释说,目前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的,基本是低级别文物,包括县级文保单位或没有保护级别的登记文物等。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是,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包下来是不实际的,所以造成级别越高的文物保护程度越好,而低级别文物保护力度远远不够。目前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在多地试点,从实践的情况来看,确是一种不错的方式。他举例说,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浙江松阳合作开展“拯救老屋”行动,当地民众和基金会出资修缮低级别文物建筑,用于民宿等经营,既保护了古建又富裕了生活,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他特别强调,虽然是交给社会力量去做,但并非可以“任性”,而是要划定范围,超出规定的经营行为都是禁止的。此后会出台相应的具体规则。

文件提出“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,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,可用于公共服务、藏品征集、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”,首次明确提出文创收入可以用作个人绩效。记者问:就是说,博物馆文创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发给个人了吗?”顾玉才表示,长期以来,博物馆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,其性质决定了它不能进行经营,也不能承接政府购买服务,财政的钱只够博物馆的基本保障标准。在基层调研时发现,一些省级博物馆的人均年收入不到4万元,有的地方博物馆甚至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。国家鼓励博物馆开发文创产品,但收入却不能用于提高个人收入,势必影响积极性。他还介绍,国家文物局正在积极与人社部洽商,共同出台《文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办法》,解决上述瓶颈问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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